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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烈十三年,十月二十二,张煌言主力抵达阿克苏城外驻营
一场万里远征,考验的绝对不只是军队战斗力,在这盈不满五万的西征军背后,是近十万自陕、晋、豫、冀、鄂诸省民夫绵延数千里的补给线和近百座补给站点。
从财政上而言,这五万人的消耗,比以前北伐战争时的十五万大军相差无几。
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,战争爆发之初,朝中和民间就有过不小非议,毕竟不同于北伐、南征那种复仇和惩戒性质的反击,这次远征西域,完全为了尚未得手过的国家利益而来。
虽然有宗法大义做幌子,但对明眼人而言实在是没什么说服力,而对老百姓而言,他们也无法理解这种与自身利益毫无瓜葛,却要自己买单,远隔万里的战争。
绝大多数大明百姓,连准噶尔在哪都不知道,更不会像抗清战争那样,有数十年血海深仇,或是像南征中南半岛那样,有着滇黔桂诸省边民利益相关。
作为上位者,当然大可以用什么“长远利益”来说服自己,但对于普通民众,尤其是生活在小农社会的百姓而言,只有破坏他们这种稳定生产秩序的敌人,才会引起真正共鸣,除此之外,都难以理解。
而真正能够全心支持这场战争的,除了军事集团和军工复合体以外,就只有新兴的资本家和商人们。
资产阶级,永远对市场的扩张充满热情,这本就是他们在短短两三个世纪内,就能统治整个人类世界的原因。
故而虽然大家不敢对天子的一意孤行表达不满,却都选择把压力施加到了内阁宰执们身上。
这年头的内阁可不是以前崇祯那时候,可以随意调动,进出自如的地方了。
内阁权柄空前扩大,同样的,政治责任也空前增大,如果在阁臣任上被弹劾或引咎辞职,基本就可以宣告政治生命结束。
在得到底层百姓漠视下的“支持”后,保守势力迅速重新占领了舆论制高点,对改选后的第二届内阁展开批评,这绝非是能用行政权力打压的。
舆论的风暴眼集中在江南地区
这里既是保守的士绅集团大本营,又是新兴的资本集团的发源地,两股思潮针锋相对,互不相让。
确切地说,在官僚系统内部中,主动跟着他朱由榔走,如张同敞一类革新派才是少数人,对于大多数官僚和统治阶层的士绅而言,服从你朱由榔,只是因为皇权的权威,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立场、思想赞同和附和朱由榔的革新。
最典型的就是瞿式耜,作为理学大家,他真的完全赞同朱由榔的所思所想吗?当然不是,驱动他和类似他这样的旧日臣僚的,并非政治思想上的认同,而完全是一种对朱由榔的个人忠诚和责任感,所谓君臣大义而已。
从内阁首相位置上退下后,虽然朱由榔还是给与了他空前的荣誉,但瞿式耜却依旧选择继承江南理学学派和东林书院的余脉,和昔日旧识进行学术活动。
也就是说,如瞿式耜、陈子壮这类效忠于朱由榔的大臣,他们并非不忠诚,甚至可以为他出生入死,毫无二话,是他的“自己人”,却非“同路人”。
战争结束后,许多被压抑的矛盾重新摆在明面上,朱由榔突然发现,自己真正能够推心置腹的“同志”,其实寥寥无几。所以他很恐惧,如果自己死了,那么这种维系于君臣大义的忠诚就将变得脆弱不堪,如何保证继任者还能得到足够的支持推行改革?
这章没有结束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!而在内部问题爆发之前,他必须要彻底清扫外部威胁,为可能发生内部大变动腾空环境,避免被人趁虚而入。同时也是进一步扩大军事勋贵的影响力,为自己提供支持,制衡他所要面对的保守力量。
作为大明周边唯一有此实力的政权,准噶尔就这样变成了牺牲品。
张煌言明白国内天子和内阁承担的巨大压力,所以他知道这仗必须要赢,而且得赢得漂亮。天子不是那种喜欢让臣子背锅的雄猜之主,可身为人臣,万没有令主君为难的道理。
当然,对于明廷来说,此战胜败,无非就是天子和内阁的脸面问题,但对僧格来说,生死存亡,便在这一线之间。准噶尔南下之前,已经取得了漠北喀尔喀蒙古四部的默许支持,甚至还能替他牵制明军的安北都督府。
可这种支持有限度的,如果准军在西域遭遇惨败,漠北四部就会立马掉转枪口,成为明军吞并漠西卫拉特蒙古的急先锋,瓜分利益。
他没有退路
十月二十五,两军斥候开始接触
僧格以满达海为先锋,提前到达阿克苏,当明军看到对面似曾相识的兵马,也就反应过来对方的确切身份。
这些年来,明廷对于满达海和阿济格残部的存在并非一无所知,当初漠南诸部会盟时,首要条件就是不得包庇满清残部,这也是明廷和漠北、卫拉特蒙古关系迅速恶化的主要原因。
只不过不同于十余年前,明军面对满蒙八旗的风声鹤唳,现在,张煌言根本没有太把对方当回事。
手下败将,安敢言勇?